从伪造希腊语看中文派生现代西方语言

教育观察 | 诸玄识

（一）揭示蒙骗世人的希腊语的真相

按照“常识”，古代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于是就有了希腊语；而“古希腊”则在文字与文明上，均为现代西方的源头。——“古代的希腊，民生富裕，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灿烂；在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戏剧、神话等诸多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了现代文明。”

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的相关学者在他们阐释科学与哲学时，都会溯源至“古希腊”，并且时不时地援引希腊语单词，来作为某个概念的原创标识。

以上都属于西方伪史！

牛津大学教授奎因（Josephine QuinnIn）在其所著《寻找腓尼基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年）书里揭示，腓尼基人及其“历史”都是虚构的。进而，笔者前不久已撰文，论证了“希腊哲学”和“雅典古城”都是基于中国因素的伪造。这个命题也应该延伸到希腊语上。

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希腊语”，那是源自亚美尼亚的斯拉夫～东正教语言；它出现于中古后期，并在近代早期借助于印刷术（锁定字母，防止写乱），而形成了文字，亦为基督教所使用。但问题是，教派性或非世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原先都不能表达真实的“人与自然”；亦即，其文字不能被用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等。因而在17—18世纪，在培根、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借用中文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几乎被淘汰的“死语言”。

在西方，真正的“复兴希腊”开始于19世纪初，几十年后才炮制出“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了迎合如此狂潮和提升其民族地位，一些希腊学者发明和发展了“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人造的、伪古典希腊语”（artificial pseudo - classical Greek）；其方法是用东正教希腊语作为拼写和句法形式，来包装主要是来自现代法语、英语和德语的词汇。

意大利萨伦托大学教授沃克斯（Onofrio Vox）在其论文《现代伪造的古希腊文》中，这样写道：“……是在旧语言材料的框架下，通过借用或新造语义，来形成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词汇；……原有词语均被完全或部分地赋予新意，这应该被视为‘伪希腊风格’（false graecisms）。”

归根究底，现代西方的各种语言文字——首先是法语和英语——都是被建立在汉字“表意”（普遍通用的语义或概念）的基础上的。后文详述。另见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随着“纯正希腊语”在1834年成为希腊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它造成了既深且久的社会灾难——

首先是，由于其本土母语——“民间通俗语”（Demotic）——被排斥和打压；再加上“纯正希腊语”越来越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工具，因而导致了人民大众与进步力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长达一个半世纪。

其次是，“纯正希腊语”具有教派性和经院式的外壳，因而不适合于表达知识（科技）、情感（文学）和生活（日常）。它强烈地依靠外来语及其新概念，不断地修补而又“禁锢”之，这也严重阻碍了希腊的社会经济发展。

1976年，“纯正希腊语”被“现代标准希腊语”所取代，后者是升级版的“民间通俗语”。直到这时，希腊语才胜任于充当“古希腊文”——伪造“古典”的专属工具。

图解真的存在“古希腊”及其文字和书籍吗？果真如此，直接继承、发扬光大就好了；大可不必用东正教的僵死语言来包裹欧洲词汇，而形成畸形和有害的“纯正希腊语”（Καθαρεύουσα）！

（二）“希腊”和希腊语的本来面目

第一、希腊名称

希腊地区原来不叫这个名。根据美国学者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近代以前不存在“希腊”（Greece）这个地名。“这个区域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被称为‘罗梅杰’（Romej），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称为‘拉贾’（Raja）。”

再者，俄罗斯学者福缅科（A. T. Fomenko）说：“希腊（Greece/ Hellenic）这个名称首次出现是在16—17世纪，而被用于虚构“古代”则是在17—18世纪。”

第二、语言来源

希腊语衍生于亚美尼亚语。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素（James R. Russell）指出：“希腊语是一种淡化的古代亚美尼亚语。”

再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是共同祖先这一推断，起源于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佩德森（Holger Pedersen, 1867—1953）；他注意到在“原词汇”上，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之间的亲缘性，远高于亚美尼亚与其他印欧语言。”

第三、诞生时间

希腊语出现在中古后期，并在近代早期依靠印刷术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形成教派文字。

根据牛津大学教授麦克里奇（Peter Mackridge），流亡法国的希腊人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是“纯正希腊语”的发明者，但他先前（1803年）承认：“希腊语是一种新的语言文字，差不多出现于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那个时代。”

第四、宗教语言

历史上的希腊语是宗教语言，而与俗世生活及现实世界皆不相干，更不是希腊本土的民间用语。旧的或纯宗教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都不能表达真实的“人与自然”，不能表达“人情、人事、人智……”，而与世俗性、文明化和发展型的新欧洲则格格不入。

弗朗西斯·培根说：“希腊语和拉丁语都不再是活的语言。”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批评：希腊语和拉丁语均为“死物”（dead things），不应该被恢复。

第五、新希腊语

它指的是“纯正希腊语”，即1834—1976年间的希腊官方语言。为了表示“古已有之、古为今用”，其发明者使用东正教希腊语作为“外套”（形式），来包裹现代西欧的语义或概念，以期鱼目混珠、鱼升龙门，但这等于是“语言禁锢”。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说，把语言从神学领域拯救出来，才有可能产生科学。而现代希腊则反其道而行之。

雅典大学教授利亚科斯（Antonis Liakos）评论：“希腊语原是东正教语言……，由此，在这个新国家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语言族群：一是上层，即‘纯正希腊语’族群，他们斥责对方的语言是粗俗的；一是下层，即讲本土方言的‘民间通俗语’族群，其精英把它视为真正的民族语言。”

第六、语言反动

希腊语有悖于欧洲的“语言革命”。后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去宗教化（世俗化），一是表达“普遍通用概念”（哲理性、普遍性）。

美国作家邦塔（Marcia G. Bonta）指出：“一些乌托邦学者寄希望于把死亡语言——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复活，来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然而，从培根到莱布尼茨等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则另辟蹊径；他们的梦想之一是寻求一种‘哲学语言’，它基于表意文字和逻辑符号……，延伸到‘人类思想的字母表’。”

进而，莱布尼茨希望在他的“哲学语言”的项目中，“中国表意文字可以起到‘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的作用。”这就是说，欧洲的“语言革命”即“语义汉化”。

第七、最晚更新

今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在18—20世纪，继法语、英语和德语等世俗语言之后，被更新和升级的。其中的拉丁语由于早年传教士翻译汉语文献的缘故，相对顺利地“世俗化、人文化”，从而也能“与时俱进、华丽转身”；但希腊语则不同：伪造的“纯正希腊语”折腾了150年之久，最后在1976年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升级版和经典化的“民间通俗语”（改称“现代标准希腊语”），后者也就成了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的继承者。

图解 “纯正希腊语”的发明者，借用近代早期的斯拉夫～东正教这一非世俗、反自然的僵尸语言，作为（拼写和句法）形式来容纳现代欧洲语义，旨在把现代希腊的语言文字装扮成“古希腊”的直系嫡传；结果弄巧成拙、反受其害，这是19—20世纪希腊教育的悲剧。

（三）表达知识的希腊语根源于中文

声音本身不能生成文字。“表音”的性质说明西方在近代以前没有文字。为什么？因为人的声音在空间上乃千差万别，在历史长河中乃千变万化；故而，它不具有文字所赖以建立的一致性和共通性。

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怎么回事？答：是中国因素造成的！

在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形成“文字”。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由于语音和语义皆混乱，新生的文字却造成“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

17—18世纪，幸亏来华耶稣会士“取经”，促使从培根、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到歌德等几代的欧洲精英，利用中文改造西方的语言文字（以法、英、德语为主，影响其他）；使西方文字透过“汉字密码”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因而从“发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

其中的关键是，西方诸文字在语义上，分享了汉字所体现的“人类共通认知”，所以它们也具有了“普遍通用、哲理通达”的功能。正如法国汉学家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所说：“书面汉语代表了人类的基本思想，而这是其他任何语言（文字）都不能传达的。”

美国麦迪逊大学教授迈尔斯（Henry A. Myers）指出：“莱布尼茨热衷于中国文化，体现在他对汉字符号的考查上。莱布尼茨相信所有的语言（在通用概念上）都根源于中文。他研究了能否将中文“表意”变成各种语言的内涵，果真如此，世界上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操什么语言，都可以凭借‘通用概念’来互相交流。”

相比之下，教派性（非世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都不能表达“人事人智”与“常理常情”；在17—18世纪，两者均为僵死的文字（Greek and Latin being dead languages）。

19世纪初，为了在文化上掀起反抗土耳其的希腊独立运动，并且迎合欧洲“复兴古典”的狂潮，流亡法国的希腊学者发明了“纯正希腊语”。其方法是“借尸还魂”——“尸”即几乎已死的东正教希腊语；而“魂”在表面上是“古希腊”，但实际上则是“中国风”及其所带来的新概念（“表意”），打着“新古典主义”的旗号而已。

确切地说，“纯正希腊语”就是尽量把现代欧洲语义——当然是汉语“表意”——纳入那半死不活的东正教希腊语的躯壳（形式）之中，以做到“振古如兹、振奋人心”。

欧洲列强“解放”希腊和“入主”建国（1833年，德国巴伐利亚王子奥托成为希腊国王），并把“纯正希腊语”定为其官方语言。

然而，“纯正希腊语”因其宗教性与保守性以及“尊古”之形式主义，而“不接地气、不服水土”；所以，人民大众和进步势力都坚守他们自己的固有方言（民间通俗语），而与官方语言相对立。

“纯正希腊语”俨然成为官僚、学究、教会等特权阶层的工具，因而遭到民众和左翼的愈益抗争；演变成民族及阶级的冲突与惨案（例如在1901年的事件中死了8个人），此起彼伏而逾百年，终于在1976年被宪法黜废。

仅从语言文字的发展来看，“纯正希腊语”和“民间通俗语”乃相反相成，最终酿成了新希腊语——“现代标准希腊语”。

进而，较之其余欧洲的语言文字，都是在语义上“汉化”——更新和升级；希腊语则由于无中生有的托“古”改制，而导致了漫长的社会阵痛。

对于现代学术既讽刺、又悲哀的是，这个很晚才臻于成熟的语言文字，却由于攀缘西方伪史，而变得源远流长，遂成为伪造“西方古典”的专属工具。

图解现代欧洲语言（左下角）的来源，是中国文化与语言文字（横向传播），而不是“古希腊→文艺复兴→欧美文明”这个假谱系。

“古希腊”及“腓尼基”都是在19世纪被系统伪造的，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则是在1860年出笼的。

中国语言向西传播有两次浪潮：一是语言形式：通过亚美尼亚的扩散（14-16世纪）；一是语言概念：通过传教士的介绍（17-19世纪）。

进而言之，现代世界的语言（右上角）是怎么形成的？全球人类为什么能够进行思想与知识的交流？几百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除了汉语之外，所有的语言都是地方性的“俗话”（与“雅言”相反）；它们都不能表达知识与学术，即使通过翻译，也只是做浅显沟通而已。

如此变化（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当归功于汉语概念（“表意”：普遍通用概念）的全球性扩散，它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而在现代早期的欧洲被引爆的；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时的欧洲精英称：“所有的语言都根源于中文”（all languages had their roots in Chinese）。

（四）汉字概念构成西方文明的元基

从语义（表意）上探讨语言文字的演进，就会豁然开朗，洞见症结。

虽然现代各国语言及各地方言，在语音上都不能“域外沟通”；但是，如果诉诸文字，则均可表达高深思想或高雅情调，还可以通过翻译而进行广泛交流。鉴于此，我们都会认为那些既精微奥妙、又遐迩共喻的语义（表意），都是与生俱来的，犹如语言的“自然禀赋”。如果这样想，那就错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家都没有注意或反思这一点。

回到几百年前，即在培根—莱布尼茨寻求像汉字那样的“普遍通用概念”之前，除了“汉字圈”之外，每个民族或教派——尤其是欧洲的——都不能在知识或情感上进行“广泛交流”，他们的语义都和其语音一样，均为“地方性、隔阂性”。想想原始部落或那些与世隔绝的山里人，他们只拥有其内部可以明白的日常用语，而且词汇极少。即使宗教性的语言文字（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那也是教派“行话”，稍微扩大，就会争吵，乃至宗教战争。这就是17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实情。例如，莎士比亚（1564—1616）时代的英语就是典型的部落语言——“英语被分为几百种彼此几乎不能沟通的方言。”（English was spoken in hundreds of dialects often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笔者已写过多篇文章证明“经典莎剧”是18世纪基于“中国风”的伪造。

那么，人类社会如何在语义上从地方性变为普遍性、从“异质隔阂”变为“同条共贯”的呢？这应归功于汉字！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指出：“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西方人在中文结构中发现了其他所有世界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

第一部正规英语词典的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写道：“两个世纪前欧洲人发现了伟大文明的符号系统——汉字，钱德明（Père Amyot）称之为‘活灵活现的艺术与科学的字母表’。……总体而言，这种表意文字的演变是人类书写语言的主轴。”

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说：“汉语对其他所有语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大卫·波特也说：“汉字是合法性表达的神圣象征。”这里的“合法性”是指具有“普遍通用概念”，解释如下：

如果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有机会分享汉字的“表意”——普遍通用的概念，那么，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不仅可以表达知识或学术，而且也能成为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反之，若非分享汉字“表意”，该语言文字，要么“静态内卷”（部落语言），要么向外生乱（宗教文字）。后者即16—17世纪欧洲的真实写照。

是中文和中国文化使西方诸语言文字起死回生、使其社会否极泰来！

波特指出：“书面汉语……体现了完美理性的哲学体系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在西方（17世纪的宗教战争）的危难之际，汉语作为‘救赎语言权威’的象征，为合乎自然、普遍有效、绝对正确的知识交流，提供了可行性。”

进而言之，现代世界——尤其是欧美文明——是怎么来的？它是在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的形势下，中华“物质～科技文明”发生了全球性爆炸的结果。而这个“大爆炸”的核心内容则是汉字“表意”（普遍通用概念）。正如美国艺术史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所说：“大致在1660—1740年间，……欧洲经历了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的知识的首次爆发。”

香港大学教授查德·汉森（Chad Hansen）说：“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媲美于科学的宇宙创造说。”

追根求源，唯独汉字堪称“原生表意”，具有“通用概念”。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发端于上古《易经》——人类社会首次的和本源性的“认知革命”！

在世界观上是“道”（道理）：天下 →“普遍通用”→ 哲理之表意

在人生观上是“雅”（雅言）：超俗 →“普遍通感”→ 审美之写意

再分别从“内涵”与“外延”来看：

第一，内涵：人之与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参与而参悟，契合而和合，互动而能动，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具体个别和它们的关联与变化。

第二，外延：克服狭隘性与排他性，尽量做到“和而不同、无远弗届”，从而接近和体悟客观气候、地形、物种、族群和风俗之多样性。

通过上述“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方能原创知识及其媒介工具——表意文字（汉字）。

图解汉语表意概念（Chinese Ideographic Concepts）或中文通用语义（Chinese Universal Semantics）是现代欧洲的各种语言文字、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元基。

（五）总结与推演

汉字“表意”——普遍通用概念——最为关键：它既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又是检验历史真伪的试金石。

正是着眼于“表意”，17世纪的欧洲精英称中文是“真正的字”、“哲学语言”或“人类思想的字母表（符号系统）”。中文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若是有缘分享汉字“表意”，它就能够表达知识与学术，并且还可以充当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交流媒介；反之，该语言文字就是部落性的，以至于其社会亦无“文明”可言。

鉴于汉字“表意”，是人类社会中独一无二的原创；故而，不存在第二个原生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无论真假——都是中华文明派生的。至于象形文字，只是雏形文字或原始符号，它所表达的，仅为个别事物或零星具象，而非系统知识和逻辑推理；因此，用象形文字匹配“文明”，那只能说明是虚构历史。

西方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尤其是谱写它们的文字，都是建立在汉字“表意”的基础上的，它开始于1650—1700年间。至少从语言文字的视角来看，之前的欧洲是原始宗教与部落社会。而1650年之前的西方“历史”——特别是“古希腊”——则都应该是滥用汉字“表意”的杜撰。为了圆谎，又得伪造更多，诸如“古希腊语”和“文艺复兴”。

号称自古相传的“纯正希腊语”是弄虚作假、弄巧成拙：它不仅是宗教性的畸形文字，而且还造成了深远的社会恶果。本来，在汉字“表意”已在欧洲传播的情况下，那里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可以通过摄取“汉字密码”（普遍通用概念），而轻易而举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更新和升级；但希腊国家则扼制本土语言（民间通俗语），花了150年演了一场“仿古”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