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语言和汉语的关系_中小学生学习力训练中心

现代西方语言和汉语的关系

教育观察 | 佚名

　　时下，国内网络热炒、热讽“英语来自汉语”和“英汉同源说”。对此，我没有研究过，不做评论。

　　我只对于现代西方文字与“汉字表意”（定义、概念等）的渊源关系，介绍一点国外的相关学术动态。

　　一、汉字与西方“知性文字”

　　世界上的不同语言，相互间产生影响，是一种正常现象。

　　现代西方文字与“汉字表意”（定义、概念等）之间，也存在渊源关系。

　　介绍两部西方著作。

　　第一、《中国品味：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该书强调：是来自于中国的语言文字的概念、定义，成就了现代英文。在书中，尤金妮亚·詹金斯教授说：“中国的书写模式变成英语自身。”〔按：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Haun Saussy）确认：“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该书论述了在18世纪，英语及英国文学依靠中国模式来打造自我。这一时期，英国在各方面均参照“中国事物概念”来定义书面英语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中国风”并不只是英国本土文化中的异国情调，而是英国跻身世界秩序的潜在性和多样性的标识。到18世纪末，不仅英国家庭、而且英语自身，均已浸淫于“中国风”。

　　“在18世纪，英国通过‘中国形态’反射出自身的世界主义民族”；

　　“中国形态不只是促使现代早期英国转向全球文化思维的拉力之一，而且简直就是英国文学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世界主义’的基础”；

　　“对于英格兰的某些事来说，‘中国’何止是另一个国家、帝国或文化，而是意味着新兴的全球观念。”

　　“由此，英语必须用汉语标准来衡量和检验”；

　　“英国文字反映了和组合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概念，它们都是指向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天下性）”；

　　“把中国（元素）吸收进入英语主体，是不列颠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民族，全球伸张的文化路径……”。

　　第二，《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作者为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

　　该书强调：现代西方的各种文字与知识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这部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在1583—1816年这两百余年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实践，魔幻般地吸引了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以及社会批评家。其直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极深刻的：从欧洲宫殿花园的中国茶馆到大众舞台改编的中国戏剧，从呼吁按照中国的科举文治模式创立西方政府体制、到尝试儒家式的儿童道德教育。然而，比显而易见的模仿和引进更重要的则是“解读策略”，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中，欧洲人通过翻译和编译，把那闻所未闻、玄之又玄的中国之典籍典宪，想方设法变成了他们熟悉的语义和表达方式；由此，让它们汇成新兴的欧洲现代话语。……该书还追溯了欧洲通过“想象中国”，进行自我构建的文化创举，主要是在四个凸出领域——语言、神学、美学和经济。

　　关于汉语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原委与过程：

　　在17世纪，陷于语言危机的欧洲人从赴华耶稣会士那儿了解到汉语，便有了强烈反应：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都谴责他们的母语的败坏现象。在随后的百年里，五位代表人物——培根（Francis Bacon）、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诊断西方乃“堕落的语言”（fallen language）。都发现欧洲的书写语言极不恰当，其概念尤不合理，再加上欺诈、颓废和增生等词义问题。由此，汉语成为欧洲人讨论的热点和实施语言改革的样板。对于那时倡导“通用语言”的西方人来说，字母表音语言文字的缺陷是与生俱来和根深蒂固的……。现存的西方语言的肆意或无序之释义，反映它的“先验的结构缺陷”。

　　……最明显的是，汉字之广泛可读性，跨越了口音、民族和文化；这在17世纪，预示着终结“巴别塔之分散语言”这一欧洲梦，有可能实现。“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人类的原初语言或神圣启示的密码，也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体现一个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但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书写文字服务于严酷的时代（指17世纪欧洲混战），从而作为一种‘语言权力救赎的象征’，示范知识交流形式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是可靠的、普遍有效的和绝对正确的。汉字为西方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

　　二、汉字与人类“认知革命”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其重心在“义”（表意、写意），它是文字的灵魂和知识的基因。我们在此证明，在表意文字之外不存在文明与知识。

　　象形文字是文字的雏形，或是原始宗教或部落图符。它所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并非系统思想，因而不适合于文明。使用象形文字匹配“古老文明”，那只能说明两相作伪，都是假的。纯粹的“表音”不能形成文字，因为人的口音是多样性和恒变性，而与文字所要求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相反。那么，现在通行的西方表音文字是怎么回事？让我来告诉大家。除了语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西方文字在实质上是中国派生的；其过程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

　　“正”：依靠四大发明（印刷术）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而产生字母文字（15世纪左右）；

　　“反”（走向反面）：印刷术只能克服手写混乱，而无助于语音和语义的标准化；以致，如此“文字”却徒然增加误解及纷争，而加剧了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归因于四大发明所造成的信息失控和神权失灵。

　　“合”：在17—18世纪，欧洲多国都进行了语言改革，通过从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把它们的文字从“发音符号”升级为“知性符号”，从而胜任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等。再从文字探源这些知识基因和智慧元素，像是：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形象与抽象、审美与唯美、数字与数学、形而下与形而上、逻辑与逻各斯……。它们从何而来？来自“表音”、还是“表意”？

　　17世纪的欧洲精英（培根—威尔金斯—莱布尼茨等人）都追溯到“表意汉字”上，他们称之为“哲学语言”；进而追溯到那使汉字从象形升华为“表意”的《易经》，它开启了持续千年的“认知革命”。这就是人类文明与知识之根，而不存在第二个源头。西方学者说：“《易经》揭开了人类文化的神圣计划。”；它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the source of allcreativity）。这场最伟大的认知革命的发生机理是：古人对于自然，全面、全程地参与参悟、互动能动、契合和合。由此“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西方宗教是“异想天开、神造万物”，西方哲学是“戡天役物、宰制自然”，都是自外于“天人相与”（而不是与自然“全面契合、全程互动”）；所以，两者都无缘于“原创认知”，尽管今天被倒果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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